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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工作奔向生活,中国为什么需要慢城市?

随着中国科技崛起,综合国力的提升,越来越多的媒体冠以中国城市“新硅谷”的称号,中关村是北京硅谷,华强北是深圳硅谷,武汉的创新基地光谷,本来就和硅谷分不清楚,但平心而论,中国还没有哪一座城市,真正能在内涵上接近硅谷。毕竟,他们生产出太多风靡全球、改变世界的科技,而且在企业资本、人才梯队培养方面也远远地领先全球,悲剧的是,他们创造的价值惠及了全世界,但却没有让自己过得更加幸福。硅谷在过去几十年吸引了来自全世界的优秀人才,这使得竞争异常激烈而残酷,在一个项目失败之后,对面的办公桌就有可能更换主人,可怕的资源争夺战争,拥堵的交通,让苹果、谷歌等巨头们抓住商机,推出办公使用的车载系统,这样主管就能在堵车的时候,要求员工完成报告或者开始无聊透顶的会议,于是,有关部门在统计城市工作时长的时候,都要把通勤时间看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此外,医疗、教育资源的争夺也日渐惨烈。

当然,全部资源的争夺战,也无法同房子相比,相关数据显示,硅谷的房子平均售价大概是300万美元,只有年薪在25万以上的精英才有资格考虑买房,同中国人一样,硅谷的人也认为没有房子就没有根基,没有一套房子就没有办法融入主流社会,它是阳刚男人的根基,也是弱弱女人的精神子宫,但显然,硅谷精英的收入虽然高于整体平均水准,可依旧只有8万美元,离有资格购房的水平还差着一大截呢,奋斗十年,却只能选择离开。

从工作奔向生活,中国为什么需要慢城市?

同样的剧本,在中国的一线城市倾情上演,北漂们离不开北京,但作为中国的首都,普通人要想购买一套房子那是非常艰难,特区高喊:来了就是深圳人,但这里房价却在悄然间上涨到最高15万每平米;上海、杭州同样面临相似的窘境。逃离北上广深,已经不再是情怀,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留给有关部门的课题则是如何平衡区域化经济,或许日渐完善的高铁系统和琳琅满目的黑科技可以帮助其解决一些问题,我们无法再要求北上广吸纳更多的精英,而是着力改造一批慢城市,留一些职位给到精英,或许会勾勒出一副新的中国城市图景:有为之奋斗的目标和工作,靠近自我实现阶层,也有慢悠悠的生活。

奔向生活,中国为啥需要慢城市?

美国的硅谷和中国的北上广深,之所以把房价飙到这么高,高到不符合逻辑的状态,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留下真正的精英,赶走一些准精英”,连同美国在内,很多二三线城市的房价都比较温和,比如美国的底特律,整套房子的售价只有15万美元,北京附近的廊坊地区,房价也只有首都的十分之一,毗邻深圳的东莞、惠州等地的房价也是在普通人的承受范围之内,显然,中国的管理者已然先美国总统看到这个问题,越来越多的政策引导着“准精英”沉淀到二三线城市中,有工作、有收入、有生活!

笔者也曾是一位逃离北上广的人,不得不说离开北京,对我个人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当看烦了升旗仪式、听惯了京片子,挤过北京高峰时间的地铁,或者下班之后从三环的写字楼回到五环外的家时,如此生活不要也罢,事实上,普通人努力工作,就是奔着自己的生活去的,当工作完全消磨掉生活,消磨掉兴趣爱好以及同家人共处的时间之后,如此工作也就失去了存在价值。

相比之下,中国还有着广泛的慢城市,其中,不乏一些赫赫有名的城市,比如说桂林,整座城市的山水甲天下,市区内没有一根烟囱,他们的男人起得非常晚,仅仅靠圈一块山水就能赚来滚滚财源,谁还会出来工作?他们甚至会花费两个小时来熬一锅汤,细细品味啤酒和鱼的味道,还有成都,大熊猫就完全代表着这座城市的生活节奏,懒散地令人发指,大街小巷都有功夫茶馆,只一大碗茶就足够成都人消磨一个下午;西安的古城墙,依旧被完整地保存着,同样被保存下来的,还有西安旧城的慢生活,而雄县和安新则是另外的一番光景,当地人渴望致富,但苦于谋生手段单调,扑克牌、打麻将,构成了其慢生活的主旋律,也就是说,这些城市有着大量的“时间资源”等待科技者开发。但笔者又决不希望,他们变成新的北上广,或许,中国管理者对于中国慢城市的改造已经有了自己的蓝图。

从工作奔向生活,中国为什么需要慢城市?

高铁之光,承载着慢城市的未来希望

谈到中国科技对慢城市的改造,首推中国的高铁网络,正是高铁的出现,把整个中国版图都给压缩了,也得以让一线城市和慢城市的思想相互碰撞,比如此前太原到北京,需要做卧铺一天一夜,如此与世隔绝的状态,让这座城市成为最没有存在感的省会,此外,西安和成都间的高铁,也让人们得以把四川香辣火锅和陕西的红油凉皮拼凑到一张桌子上,至于说,雄安新区的出现,则又代表着了一种城市规划思路:北京精英们才华横溢,已经达到臃肿的水平,但雄县、安新似乎又相当贫瘠,可是人家有廉价的房子,轰轰烈烈地科技造城又提供了大量体面职位,这些职位甘愿让精英们撤离北上广。

未来城市建设的思路,再不能以科技、农业、工业、旅游等类别划分,古老的标签虽然能让城市在某一方面的潜力发挥到极致,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冲淡了生活气息,正是这样才有了硅谷、北京、深圳如此超大规模的科技城市,挤压了全部的资源。

中国的慢城市需要科技改造,以充分利用自己的闲置时间,但绝不应该向北上广深看齐,慢城市人民只需要体验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而已,没有必要天翻地覆地改革,比如前文提到的成都,他们在喝茶闲聊之余,正开始涉足“电子游戏”领域,越来越的初创游戏企业在这里找到了发展空间,成都的人力资源相对廉价,不少的企业都推出了自己的成名之作,而一些游戏巨无霸如腾讯、育碧也开设了优秀工作室,总之,成都很懒,只能容得下一个游戏产业,它也实在没有必要成为游戏、电竞、网络科技中心。相比之下,西安则更靠近硅谷一些,毕竟,这里有着令全国人民都为之羡慕的大学,而且中兴、华为等老牌的科技企业都在这座城市设立了分公司,前不久,西安轰轰烈烈地筹备了一次大型无人机表演,或许,未来西安的标签应该是“无人机之城”;贵州贵阳自清朝以来就以贫穷闻名全国,但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在这里设立大数据研发中心,更有巨头企业看中这块风水宝地,把服务器搭建在贵阳山区,任外面天翻地覆泥石流,我自岿然不动,数据得以更安全的保存。

笔者既在忙碌的北京工作过,也体验过成都、西安等慢城市的生活节奏,或许,找准平衡点,是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基础,我们既不能学习大熊猫,每天吃吃竹子、卖卖萌就可以怡然自得地活下去,依旧需要合作、奋斗、自我实现等高级情感,但如果这种自我实现,要搭上家庭生活、业余爱好,甚至身体健康,不要也罢!(科技新发现 康斯坦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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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斯坦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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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多家IT知名企业就职,并担任过TECOMM副总,科幻星系团队创建人,多家媒体特约IT评论员,科幻作者,目前是自由撰稿人。在《科技日报》、《科幻大王》、《科学画报》、《漫友》、《中国动漫》、《看电影》、《飞碟探索》、《百科知识》、《奥秘》、《新希望》、《电脑报》、《计算机世界》、《软件世界》、《人民日报》等上百家刊物及新浪、搜狐、腾讯、网易、赛迪等多家网络媒体开有特邀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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